蓋茨稱新冠是首個現代大流行病 稱其將影響一代人

據英國《每日郵報》4月24日報道，比爾·蓋茨于4月23日在網上發布長文，將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了比較，詳細敘述了“現代首次大流行病將如何影響一代人”。他寫道：“這也像一次世界大戰一樣，不同的是，這次我們都站在同一邊。”

微軟的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在星期四發布的文章中寫道：“毫不夸張地說，人們現在所感受到的痛苦，在未來數年內都還將繼續感受得到。”

蓋茨和他的妻子梅琳達已經通過其基金會捐贈了約45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184.7億元)用于新冠疫苗研發。

蓋茨在文中還寫道：“我和梅琳達在成長的過程中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和定義了我們父母那一代。相似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首次現代流行病——也將定義和影響這個時代。”“任何經歷過這次病毒大流行的人都不可能忘記。”

關于社會如何在封鎖之后恢復常態，蓋茨寫道：“想象一下，餐廳每個桌子只坐一人，飛機上每個座位之間都空出一個位置。”

“如果2021年春天人們能夠去參加大型公共活動的話——比如去看體育賽事或演唱會——那說明我們已經有了針對病毒的有效療法，足以讓人們感覺到安全。”

“二戰期間出現了很多驚人的發明，如雷達、密碼破譯等等，幫助戰爭能夠更快結束。這次疫情也會一樣。”蓋茨表示封鎖禁令已經幫助拯救了上百萬人的生命。

這位億萬富翁曾通過模擬可能的情況對美國基礎設施進行壓力測試，抨擊美國政府沒有為大流行病做好準備。

比爾·蓋茨夫婦一直以來都在關注大流行病，曾警示過世界還沒有對全球范圍內的疾病流行做好準備。梅琳達表示，世界將被大流行病改變，且未來還會有類似的疾病暴發事件出現。

蓋茨稱新冠是首個現代大流行病-以下內容來自蓋茨基金會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使全人類都深受其害，對人們的健康、財富以及福祉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就像一場世界大戰，但不同的是，我們都在同一條戰線上。全人類可以通力合作，了解這種疾病并開發工具與之斗爭。我認為全球創新是減輕傷害的關鍵。 這包括在檢測、治療、疫苗和政策上的創新，以遏制病毒的傳播并最大程度地減少對經濟和福祉的損害。

這份備忘錄分享了我對當前情況的看法，以及我們如何能夠加速這些創新。情況每天都在變化，有很多信息，其中許多都相互矛盾，而且你很難在諸多不同建議和想法中得出結論。聽起來我們似乎具備了重新開放經濟所需要的所有科學手段，但事實并非如此。盡管這篇文章里的部分內容技術性很強，但我希望它能幫助人們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明白我們仍然急需的創新，并就應對這種大流行病做出明智的決定。

指數級增長和下降

在大流行的第一階段，我們看到了它在許多國家呈指數級傳播，從中國開始，然后遍及亞洲、歐洲和美國。每個月的感染人數都在不斷翻倍。 如果人們的行為沒有改變，那么大多數人都會被感染。通過改變人們的行為，許多國家的感染率已趨于穩定并開始下降。

指數增長并不是直觀的。如果說有2%的人口受到感染，并且感染人數每8天就會增加一倍，那么大多數人不會立即明白——在40天內大多數人口都會被感染。 行為改變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因此，它不是每8天翻一倍，而是每8天都會顯著減少。

我們使用基本傳染數R0來計算有多少新的感染是由先前的感染引起的。R0很難測量，但我們知道，當病例數下降時它小于1.0，當病例數上升時它大于1.0。R0的微小差異也會導致非常大的變化。

如果每次感染從引發2個病例減少到引發0.7例，那么40天后，感染的病例數將是原來的1/6，而不是32倍，也就是說減少了192倍的病例數。換一種方式思考：假設一個社區最開始有100個感染病例，40天后，在R0較低的情況下會有17個感染病例，而R0較高的情況下會有3200個感染病例。專家們正在辯論，在解禁前到底需要在多長時間內保持R0在很低水平才能拉低病例數。

相比較而言，指數下降就更不直觀了。許多人都會驚訝的發現，很多地方的醫院4月份還超負荷運轉，而到了7月份就出現大量空床。突如其來的變化令人難以理解，但是從感染的指數性質來看，這是必然的。

隨著夏天的到來，做到行為改變的一些地區將經歷指數級下降。但是，當人們的行為恢復正常時，一些地方會出現疫情反彈，而一些則將回到之前的指數級增長。未來的局面將比現在更加復雜并且差異化更大。

我們反應過度了嗎?

人們有理由提出疑問，這種行為的改變是否有必要?很顯然，答案是肯定的。可能一些地區永遠不會出現大量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但我們無法預知會是哪些地區。行為的改變可以讓我們避免數以百萬計的死亡和醫院的超負荷運轉，后者會導致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增加。

為降低感染率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史無前例的。就業率下降的速度超過我們以往的認知。許多行業都關停了。必須認識到這不僅僅是政府出臺相關隔離政策的結果。當人們聽說傳染病正在廣泛傳播時，他們自己就會改變行為。像2019年那樣強勁的經濟增長在2020年是不可能看到的。

大多數人會選擇不去上班、不去餐館、不去旅游，以避免自身感染或傳染家中的老年人。政府的要求確保了有足夠多的人改變了行為，以確保基本傳染數小于1.0，這樣將來才有機會恢復一些活動。

富裕國家的感染率正在下降并已經開始考慮如何解禁。即使政府放寬了對民眾行為的限制，也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立即恢復生產生活。這需要很多良好的溝通，才能讓人們理解其中的風險，并安心重返工作或學校。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有些人會立即恢復正常生活，而另一些人可能會慢慢來。一些雇主可能會等幾個月的時間才要求員工回來工作。有些人會希望限制措施更快解除，并可能選擇違反規定，這將使所有人面臨風險。領導者應鼓勵大家遵守規則。

國家之間的差異

此次大流行對所有國家的影響并不相同。中國是最早發現感染的地方。他們能夠實施嚴格的隔離和廣泛的測試來阻止大面積傳播。第二波遭受影響的是那些比較富裕的國家，因為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會涌向那里。那些反應迅速、進行大量測試并采取隔離措施的國家避免了大規模感染。盡早采取行動的好處還意味著這些國家不必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令經濟停擺。

檢測能力的高低導致了許多差異化的存在。我們無法打敗看不見的敵人，檢測對控制疾病并重新啟動經濟至關重要。

到目前為止，印度和尼日利亞等發展中國家在已報告的全球感染病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蓋茨基金會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幫助提高這些國家的檢測水平，以便他們了解自己的狀況。幸運的話，我們尚不了解的一些因素，例如天氣或許會影響病毒的傳播，可能防止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感染。

但是，我們的假設應該是，這種疾病的表現在每個國家都是一樣的。盡管他們的年輕人口比例特別高——這往往意味著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數會更少——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優勢會被抵消，因為營養不良或艾滋病病毒已經削弱了許多低收入人群的免疫系統。而且，一個國家的經濟越不發達，就越難做到行為的改變以降低病毒的基本傳染數。如果你生活在城市貧民區，每天做著非正式工作養家糊口，你會發現很難避免與他人接觸。此外，這些國家的衛生系統能力遠遠不足，所以即使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氧氣治療也很困難。

令人悲哀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死亡人數可能遠遠高于發達國家。

我們需要學習什么

我們對疾病的了解將有助于我們開發工具和制定政策。有很多關鍵的事情我們仍然不明白，許多研究正在解答這些問題，其中就包括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在這些問題上的全球合作令人欽佩，到今年夏天我們應該會看到很多突破。

這種疾病是季節性的還是氣候性的?

幾乎所有的呼吸道病毒(包括冠狀病毒在內)都是季節性的。這意味著夏季感染病例會減少，而這可能會在秋季到來時使我們放松警惕。但這種季節性有個程度問題。因為我們看到新冠病毒正在澳大利亞和南半球的其他地方傳播，而那里的季節與我們的相反，所以我們知道這種病毒不像流感那么具有季節性。

有多少無癥狀感染者攜帶了足以感染他人的病毒?

那些康復后還帶有殘留病毒的人，他們的傳染性有多強?計算機模型顯示，如果有很多人無癥狀卻具備傳染性，一旦解禁就很可能讓疫情卷土重來。關于有多少感染來自這些無癥狀感染者有很多分歧，但我們知道很多人感染病毒后沒有癥狀，而其中一些人最終傳播了病毒。

為什么年輕人感染后重癥的風險比較低?

了解這種動態將有助于我們評估開學的風險。 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因為即使年輕人不經常發病，他們仍可能將疾病傳播給其他人。

出現什么癥狀表明你應該接受檢測?

一些國家把對大眾的體溫檢測作為初步篩查的工具。如果這種方法有助于我們發現更多的潛在病例，我們可以在機場和大型集會上廣泛使用它。我們需要針對高風險人群進行檢測，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檢測每個人。

從事哪些活動導致感染的風險最大?

人們會問我避免點外賣、碰觸門把手或使用公共廁所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風險。 我也希望我有答案。 人們需要對不同類型的聚集進行判斷，例如上課或參加教堂聚會，是否需要保持距離。在衛生條件不好的地方，病毒也會通過被感染者的糞便傳播。

誰最容易感染這種疾病?

我們知道，老年人重癥和死亡的風險要大得多。而針對性別、種族和并發癥的影響的研究工作還在進行中。

蓋茨基金會的角色

通常情況下，蓋茨基金會將其一半以上的資源用于減少傳染病造成的死亡。這些疾病正是導致貧窮國家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發達國家高20倍的原因。我們投資研發針對這些疾病的新療法和疫苗，并努力確保將它們提供給每一個有需要的人。這些疾病包括艾滋病、瘧疾、結核病、脊髓灰質炎和肺炎。每當像埃博拉、非典型肺炎或寨卡這樣的大流行病出現時，我們都會與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幫助建立風險模型并調動資源開發新的工具來遏制疫情。正是基于這些經驗，我在2015年的TED演講中公開表示，世界還沒有做好應對呼吸道傳染病的準備。盡管做得還不夠，但有一些準備工作還是啟動了，包括建立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我將在下面有關疫苗的部分對此進行討論。

疫情暴發后，我們正在運用所有的專業知識，在每個領域中尋找最好的想法，并確保它們得到全速推進。很多工作都在進行中，有超過100個團隊正在研發新的治療方法，而另外100個團隊正在攻關疫苗。我們資助了其中一部分，但對所有項目的進展都密切關注。每個項目的關鍵不僅在于其成功的可能性，還要看它能否實現規模化來幫助整個世界。

眼下極為緊迫的是為研發新工具籌集資金。我認為在這方面投資數十億美元可以幫助我們最終節省數萬億美元。距離最終用上疫苗的時間每增加一個月，經濟就會晚一個月恢復正常。但是，尚不清楚各國將如何合作來協調資金。有些國家可以直接尋求私營部門的幫助，但會要求其公民享有優先權。各國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私營部門和蓋茨基金會就如何協調各方的努力進行了很多探討。

用創新戰勝敵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包括雷達、魚雷和破譯密碼在內的大量創新使戰爭得以更快地結束。 大流行病也將如此。我將創新分為五個領域：治療方法、疫苗、檢測、接觸者追蹤和復工復產政策。如果在這些領域不能取得特定進展，我們將無法恢復正常或阻止病毒傳播。下面，我將就每個領域做詳細介紹。

治療方法

每周你都會了解到一些新的治療方法正在進行測試，但絕大多數都會失敗。盡管如此，我仍樂觀地認為，其中一些治療方法將能夠真正地減輕疾病負擔。有些方法在發達國家要比在發展中國家更容易開展，還有一些則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擴大規模。很多療法要到夏天或秋天才可能落地實施。

如果在2021年的春天，人們紛紛去參加大型的公共活動，比如在體育場舉辦的比賽或演唱會，那將會是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奇跡般的療法，讓人們有了再次出門的信心。目前很難給出精確的標準，我猜測是95%左右，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種有效率達到95%的療法，這樣人們才能有足夠的安全感去參與大型公開活動。盡管某種聯合療法可能達到95%以上的有效性，但這僅僅是種可能性，我們無法指望它。如果我們最好的治療方法也不能將死亡降低95%的話，我們仍需要疫苗才能恢復正常生活。

有一種不符合常規藥物定義的潛在療法是從新冠肺炎康復者身上采集血液，確保它沒有冠狀病毒和其他感染，然后將血漿提供給其他病人。這個領域的領先公司正在共同努力制定一個標準化方案，以檢驗血漿療法是否有效。他們必須檢測每個病人的血液來確認抗體的強度。這種方法的一個變體是將血漿濃縮成一種稱為超免疫球蛋白的化合物，可以比未經處理的血漿更容易也更快地提供給病人。蓋茨基金會正在支持許多這一領域的領先企業加速評估進程，并在該方案證明有效的情況下做好規模化的準備。這些公司開發了血漿機器人程序(Plasma Bot)幫助已康復患者為這一治療方案捐獻血漿。

另一種可能的療法是發現人體免疫系統所產生的抗體，這些抗體對新冠病毒是最為有效的。一旦我們找到這些抗體，就可以制造它們并用于治療或作為預防疾病的方法(通常被稱為“被動免疫”)。這種抗體療法也很有可能起作用，雖然還不確定我們能夠生產多少劑量，這取決于每一劑需要多少抗體。到2021年，我們可能能夠生產出10萬甚至數百萬制劑。最好的情況下生產制劑的準備時間在7個月左右。我們資助的伙伴正在比較不同的抗體，以確保那些最好的能在產能有限的情況下被優先生產。

有一類藥物被稱作“抗病毒藥物”，可以阻止病毒的作用或繁殖。制藥行業已經制造出神奇的抗病毒藥物來幫助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盡管建立一個有效的三聯藥物療法的龐大數據庫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對于新冠病毒，這一類別的領先候選藥物是來自吉利德公司的瑞德西韋，它目前正在臨床試驗中。瑞德西韋本是為應對埃博拉病毒而研發成功的，如果證明對新冠肺炎有效，那么則需要大幅擴大生產規模。

蓋茨基金會最近要求制藥公司開放他們正在開發的抗病毒藥物管線，以便那些得到“(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Therapeutics Accelerator)資助的研究人員能夠篩選可率先進行人體試驗的藥物。這些制藥公司都很快做出了回應，因此目前有一長串有待篩選的抗病毒藥物。

另一類藥物的工作原理是改變人體對病毒的反應方式。羥氯喹就屬于這類藥物。蓋茨基金會正在資助一項試驗，將在5月底之前證明它是否對新冠病毒有效。目前來看，它的療效不大。另一種改變人類對病毒反應的藥物被稱為免疫系統調節劑，這些藥物對嚴重的晚期重癥最有療效，該領域的所有公司都正在傾其所能進行試驗。

疫苗

疫苗挽救的生命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工具都多。曾經造成每年數百萬人死亡的天花，通過疫苗被根除。新開發的疫苗在減少兒童死亡人數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使兒童死亡人數從2000年的每年1000萬減少到今天的每年不到500萬。

我們不能只寄希望于奇跡般的治療方法。要想讓世界恢復到新冠肺炎出現之前的狀態，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高效的疫苗來預防這種疾病。

遺憾的是，一種新疾病的疫苗開發通常需要5年以上。這個流程可以被細分為：a)制造候選疫苗;b)動物試驗;c) 對小規模人群進行安全試驗(1期臨床試驗);d) 對中等規模人群進行安全和有效性試驗(2期臨床試驗); e)對大規模人群的安全和有效性試驗(3期臨床試驗);f)在每個國家進行疫苗注冊時同步進行最終監管審批和生產制造準備。

通過在做臨床安全及有效性試驗的同時，平行開展動物試驗以及產能建設，研究人員可以從中節省一些時間。即便如此，沒有人能提前知道哪種疫苗會有效，所以我們需要資助若干疫苗開發，以便它們都能夠全速推進。許多疫苗最終都會失敗，因為它們無法產生足夠強大的免疫反應保護人體。通過觀察抗體的產生，我們預計將在三個月內從人體測試中得到答案。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疫苗是否能夠保護老年人，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對疫苗的反應并不是很理想。

安全問題顯然是非常重要的。監管機構對于疫苗的安全性要求非常嚴格，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副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廣泛地保護疫苗的聲譽。如果一個疫苗出現重大問題，人們就會因此對任何免疫接種猶豫不決。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將需要共同努力以決定需要多少安全性數據才能批準新冠肺炎疫苗。

蓋茨基金會和其他組織在2015年共同呼吁對大流行病防范工作進行投資，并隨后創建了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 (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雖然資源相當有限，但該聯盟幫助推進了新方法，可以用于這一次大流行病的疫苗開發。CEPI正在加大投入研究RNA疫苗，這種方法一直獲得蓋茨基金會的支持。現在，有三家公司正在采用這種疫苗開發手段。第一個開始人體試驗的疫苗是來自Moderna的RNA疫苗，該疫苗于3月份開始了1期臨床安全性評估。

RNA疫苗與傳統疫苗有顯著差異。例如，流感疫苗中含有少量流感病毒，而人體的免疫系統會學會攻擊這些病毒，這就是人體獲得免疫的方法。RNA疫苗并非注射病毒片段，而是給身體提供產生大量病毒片段副本所需的遺傳密碼。當免疫系統看到這些病毒片段，它會學習如何攻擊它們。RNA疫苗本質上就是把人體變成自己的疫苗生產部門。

現在還有至少5種項目看起來很有希望，它們使用其他方法來“教會”免疫系統識別和攻擊病毒感染。CEPI 和蓋茨基金會將繼續跟蹤世界各地的項目，以確保最有前景的疫苗能獲得資源。一旦疫苗準備就緒，我們的合作伙伴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將確保低收入國家也能獲得疫苗。

疫苗試驗的一大挑戰是，試驗所需的時間取決于找到高感染率的試驗地點。而在設置試驗站點并尋求監管機構批準的過程中，該地的感染率可能已經下降，而試驗需要大量的人參與。舉例來說，假設預期的感染率是每年1%，那你要開展的試驗就預期有50人在沒有接種疫苗的情況下被感染。那么，為了在6個月內得到結果，這個試驗就需要10,000人參與。

我們的目標是選擇一到兩種最好的疫苗，并為全世界人口進行疫苗接種——如果是單劑疫苗，那么就需要70億劑;如果是兩劑疫苗，則為140億劑。全世界都將爭相獲得這些疫苗，因此生產疫苗的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很可能需要多家公司參與。

我常被問及大規模疫苗接種何時可以開始。和美國權威的公共衛生官員們的估計一樣，我認為可能需要18個月，盡管也可能短至9個月或長至近2年。關鍵在于3期試驗的時長，這將充分確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當首批疫苗被產出時，將會出現一個問題：誰應該優先接種疫苗。理想情況下，全球應該就此達成共識。但鑒于存在太多相互競爭的利益關系，這種共識不太可能發生。那些提供資金的政府、進行臨床試驗的國家，以及疫情最嚴重的地方，都會提出他們應該得到優先接種的理由。

檢測

迄今為止，對新冠病毒的所有檢測都包括鼻拭子采樣并用聚合酶鏈式反應分析儀(PCR儀)對樣本進行處理分析。蓋茨基金會投資的一項研究證明了讓患者自己在鼻腔前端采樣，與醫生將拭子一直深入咽喉采樣一樣準確。我們資助的伙伴也正在努力研發低價且能大規模生產的拭子，這種新型拭子會和那些供貨不足的拭子一樣好用。這種自查工具更加快捷，也避免了醫護人員每次檢測前都需要更換防護裝備，監管機構應該批準在家自測，不用都去醫療中心。PCR檢測非常靈敏——它通常會在患者出現癥狀或感染其他人之前就顯示你已經感染了病毒。

每個國家的檢測數量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一些國家，比如韓國，在提高檢測能力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單看檢測數量本身并不能說明它們得到了有效使用，還必須確保優先對適當人群進行檢測。例如，醫務工作者應該可以立即得到檢測結果來確定他們是否能夠繼續工作。而在我們有足夠的能力為每個有癥狀的人提供檢測之前不該檢測那些未出現癥狀的人。此外，檢測結果應該在24小時內出來，這樣就可以盡快知道你是否要繼續隔離自己和那些與你住在一起的人。美國有些地方需要7天以上才能得到檢測結果，這大大降低了檢測的價值，這樣的滯后是不能接受的。

PCR儀有兩種類型：大批量處理機和小批量處理機，兩種都有各自適用的場景。大批量處理機提供了大量的檢測能力，小批量處理機有利于在一個小時內得到檢測結果。原有的以及新加入的PCR儀器制造商都在竭盡所能地生產。加大產能并充分利用已有的儀器將會增加檢測能力。蓋茨基金會也正在與制造商討論如何以不同的方法運行這些大機器從而讓它們的效率提高一倍以上。

另一種正在開發的檢測方法叫做快速診斷檢測(Rapid Diagnostic Test, RDT)。這種檢測就像家用驗孕棒一樣。你可以用PCR檢測的方法進行鼻拭子采樣，但不用送到檢測中心，只要把樣本放入容器中，再把液體倒在試紙上。如果檢測到病毒，試紙就會變色。這種快速檢測可能在幾個月后就可以使用了。盡管可能不如PCR檢測一般靈敏，但對于那些已經出現癥狀的人來說，這種檢測方法還是相當準確的。你仍然需要向當地政府報告檢測結果，因為他們仍需要借此了解疾病發展趨勢。

許多人也在談論血清檢測，這種檢測方法是利用血液樣本來檢測人體是否含有對抗病毒的抗體。如果含有抗體，這就意味著你已經暴露于病毒了。然而，這種檢測方法只能在疾病后期才能檢測出陽性，所以無法幫助人們決定是否要自主隔離。此外，到目前為止所有檢測方法都存在有假陽性的問題。除非我們已經了解什么水平的抗體才是具有保護性的，并且研發出一個幾乎沒有假陽性的檢測方法，否則基于現有的血清檢測就告訴人們不要擔心感染是錯誤的。與此同時，血清檢測將被用來了解誰可以獻血及疾病動態。

許多國家在集中PCR檢測能力用于緊急患者方面做得很好。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在這一進程中都發揮著核心作用。美國目前還沒有一套可以確保檢測能力合理分配的制度。一些州政府已經介入，但即使在做的最好的州，也沒有完全掌控檢測能力的分配。

當一國考慮開放邊境時，檢測將變得極其重要。你會希望檢測越多越好，以便看到發病熱點區域，并且能夠在數據激增之前通過改變政策進行干預。你不希望等到醫院人滿為患、死亡人數上升時才開始注重檢測。

基本上有兩種情況應該接受檢測，一種是有癥狀的人，另一種是任何與檢測呈陽性病例有過接觸的人。理想情況是，上述的兩類人員都可以在家檢測，而無需前往醫療中心。你仍然可以在醫療中心進行檢測，但最簡單的方法是讓大多數人在家里完成檢測。要實現這一點，政府必須建立一個網站，供人們訪問并提交包括癥狀在內的相關情況。你會就此得到一個優先級排序，最后應確保所有檢測中心可以根據優先級提供快速的檢測結果。根據由癥狀預測感染的準確程度、檢測出陽性的人數，以及一個人通常有多少接觸者，你可以計算出處理這些病例所需要的資源。目前，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將使用其所有的檢測能力來應對新冠病例。

企業將傾向于為員工或客戶購買檢測設備。酒店或游輪運營商也希望能夠檢測每個客人，即使他們沒有癥狀。他們希望獲得PCR儀或快速診斷檢測工具以盡快獲得檢測結果，而這些公司出價很高——遠高于公共衛生系統——因此政府必須確定何時才有足夠的檢測能力可以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

一種假設是，需要接受檢測的人都會把自己和家人隔離起來。有些政府對此進行嚴格的監管，而有些政府則簡單地設想人們會自發遵循隔離建議。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不能在家隔離，政府是否能夠提供隔離的場所。當家里有老人時，這一點尤其重要。

接觸者追蹤

我在檢測部分提到，為測試結果呈陽性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提供檢測是工作重點之一。如果你能夠迅速拿到這些人的名單，確保他們可以優先進行PCR檢測 (這些檢測足夠靈敏可以甄別出近期感染患者)，那么在傳染其他人之前，這些人就能夠進行自我隔離。這是阻斷病毒傳播的理想方式。

包括中國、韓國在內的一些國家要求患者通過手機GPS信息或消費記錄，來提供他們過去14天行蹤信息。而在另外一些國家，你可以通過下載一些應用程序來幫助你回憶之前去過的地方。如果你的檢測結果呈陽性，你可以自主查看相關歷史記錄，或選擇分享給前來詢問你過去接觸史的人。

很多諸如讓手機探測周圍手機的數字解決方案正在被提出來(這將涉及到使用藍牙，以及發送一個人耳無法聽到的聲音，來驗證兩部手機是否離得很近)。這個方法是如果有人檢測結果呈陽性，那他的手機可以給其他手機發送信息，讓這些手機的持有者也進行檢測。如果大多數人都自愿安裝這樣的應用程序，這或許能夠有些幫助。一個不足之處在于，你不一定要通過直接接觸感染他人——你可能會將病毒留在物體表面，而這一方法會遺漏這種傳播方式。

我認為很多國家將采取德國的方式，他們會詢問每一個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患者，并使用數據庫來確保對所有接觸者都進行追蹤。通過研究感染的模式，來了解哪里風險最高，哪些政策可能需要改變。

在德國，如果有人檢測結果確認為陽性，醫生必須依法通知當地衛生部門。醫生必須提供患者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手機號碼等，以便衛生部門能夠聯系到此人，并確保他們進行自我隔離。

隨后，當地衛生部門開始進行接觸者追蹤。他們會與感染者溝通，找出他們過去幾周的接觸者，聯系這些人并讓他們進行自我隔離與檢測。這種方式既依賴感染者準確地報告他們的接觸人群，又要看衛生部門是否有能力對每一個人進行追蹤。即使在確診病例數很少的情況下，常規衛生工作者也不可能完成這一切。每一個衛生系統都要想辦法配備更多人員，以便及時完成這項工作。每一位從事此工作的人員必須接受相應的培訓，并要求其對相關信息保密。研究者會被要求通過數據庫發現感染的模式，同時需要再次強調隱私保護措施。

重新開放

大多數發達國家將會在未來兩個月內進入疫情的第二階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階段很容易描述——半正常狀態。人們可以外出，但并不像以前那樣頻繁，也不會去人多的地方。想象一下餐館中人們隔桌就餐、飛機上每排中間的座位是空出來的場景，或者學校開學但是不會出現一個體育場坐滿七萬多人的情況。人們會做一些工作，有一些消費，但不像大流行病到來之前他們所做的那樣。總之，這段時間人們的生活會受到影響，但也不像第一階段那么不正常。

對活動限制的放寬應該逐漸調整，這樣我們就可以觀察，增加接觸程度是否會導致感染人數的增加。各國可以向其他擁有強大檢測體系從而能及時發現問題的國家學習。

微軟中國是逐步復工的一個例子，它有大概6200名員工。目前有大約半數的員工回到了工作崗位。公司繼續為希望在家辦公的員工提供支持，并要求有癥狀的人待在家里。公司要求員工佩戴口罩、提供洗手液，并進行更密集的清潔消毒工作。即使在工作中，也要求員工保持一定社交距離，特殊情況下才允許出差。對于復工復產，中國一直保持謹慎的態度，截至目前沒有出現明顯的疫情反彈。

基本原則應該是允許那些對經濟或人民福利有較大好處且感染風險較小的活動。然而，當你深入細節、審視經濟方方面面時，情況很快就會變得復雜起來。你無法簡單的說“可以做這個，但不能做那個”，因為現代經濟是非常復雜且緊密連接的。

舉例來說，餐廳可以讓食客相互保持六尺(約1.8米)的距離，但是否有供應鏈為餐廳提供相應的食材?在如此低上座率的情況下，他們是否可以盈利?制造業需要調整工廠設施，以便讓工人之間保持較遠的距離。大多數工廠能夠在沒有很大生產力損失的情況下適應新的規定。但在這些餐館和工廠的員工將如何上班?他們會搭乘公共汽車或軌道交通嗎?那些為工廠提供和運輸零件的供應商怎么辦?企業應該從什么時候開始要求員工回到公司上班呢?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最終，國家、州、地方各級領導人都需要根據恢復經濟不同部分的風險與收益進行權衡。在美國，如果一個州復工復產的速度過快，開始出現大量的感染，其他州是否應該阻斷人們跨州移動呢?這就可能讓問題變得棘手。

復學的好處有很多，應該被優先考慮。大型體育及娛樂活動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恢復正常，現場觀眾帶來的經濟收益與感染傳播的風險無法相提并論。其他活動，例如教會活動或幾十人在場邊觀看的高中足球比賽，則屬于中間地帶。

還有一個很難計算的因素：人性。有些人不愿意出門，即便政府說這是可以的。另外一些人則完全相反，認為政府是過度謹慎，于是開始違背規則。領導人需要認真考慮在這方面如何取得平衡。

結論

梅琳達和我從小就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人經歷的決定性時刻，影響了他們的一生。同樣，新冠肺炎——第一個現代大流行病——也將重新定義我們這個時代。經歷過這個“1號現代大流行病”的人永遠都不會忘記它。人們在當下正在經歷的痛苦，和那些在今后幾年里仍將持續感受到的痛苦，怎么描述都不為過。

這次大流行病給低收入者和貧困人群造成的沉重代價，是梅琳達和我特別關切的問題。這種疾病對貧困社區和少數族裔的傷害尤其大。同樣，經濟停擺對低收入群體和少數族裔的工薪階層造成的影響也是最嚴重的。決策者需要確保隨著國家的重新開放，經濟復蘇不會加劇不平等現象的惡化。

同時，世界各國正在齊心協力打好這場戰役，這讓我們深為感佩。每一天，我們都在與科學家們、制藥企業的CEO們以及政府的領導人們進行交流，希望前面談到的那些創新解決方案能夠早日問世。每一天，都有太多的英雄人物值得敬仰，尤其是那些奮戰在一線的醫護工作者們。當世界最終宣布1號現代大流行病結束時，我們應該對他們所有人道一聲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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